电子期刊之环境文学发展之路-《绿色新闻与中国环境记者群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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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tree 发布于 2013-09-27 + 719 次浏览 + 0 条评论 编辑      

环境文学发展之路 ——

《绿色新闻与中国环境记者群之崛起》

20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人类环境不断恶化,环境问题成为人们最关注的焦点之一。随着政府、环境组织、媒体的介入,绿色题材变得多姿多彩,环境报道作为后起之秀忝列新闻学之中,从星星之火到灿若星河,中国业已形成一个成熟的环境新闻记者群。

中国的绿色新闻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大体经过了呐喊、理性主义、融入全球化三个阶段。在近30年的时间里,绿色问题升格为社会主流话题,环境报道日益对社会产生实质性影响。

呐喊(1980~1990)

中国环境新闻学的推进首先得益于国际环保运动的大气候。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并确定6月5日为“世界环境保护日”,显示出世界各国对环境问题的觉醒,它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是首批国际环保作品的引进,比如《寂静的春天》、《只有一个地球》等。1973年,专业杂志《环境保护》创刊。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随着中国政府将人口、资源、环境列入基本国策,绿色新闻有了实质性的进展:1984年《中国环境报》正式创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一批报刊先后开辟了关注环境的专栏,至此,中国首批环境记者走上了社会舞台,环境新闻开始成为人们每天传递的重要信息之一。

1986年,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旨在团结全国环境新闻工作者,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推进环境保护。一些独具慧眼的新闻记者率先对国人破坏环境、自食恶果的境况进行了披露。时任北京晚报记者的沙青是扛起环境报道大旗的最重要的前驱之一。1986年,他发表了全景式报告文学《北京失去平衡》,文中通过大量真实具体的资料,报告了北京缺水的尴尬状态———自来水源减少,就大量抽取地下水,结果使北京的水位下降,地面失去平衡。1987年,沙青的《皇皇都城》反映了北京面对的大量城市垃圾问题。1988年,沙青再接再厉的成果《依稀大地湾———我或我们的精神现实》将镜头对准了黄土高原,反映了由于一代代地滥垦、滥伐、滥牧、滥挖造成的水土流失的严重局面。

几乎与沙青行动的同时,原人民日报记者徐刚也站出来了。1988年,他在《新观察》上发表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报告了国内很多地方大肆砍伐森林,造成生态失衡、水土流失的现状。作者赞美森林带给人类的福祉,控诉了肆意毁坏森林的野蛮行径,为维护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发出了呐喊:“阳光下和月光下的砍伐之声,遍布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我们的同胞砍杀的是我们民族赖以生存的肌体、血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天天在流血的国家……”。他呼唤道:“让我们放下斧子!人啊,你应该忏悔!”在当时的时代大潮中他的呼喊是微弱的,但是他“仍要在地球上放号———无论我的声音是多么细小———伐木者,醒来!”《伐木者,醒来!》可谓中国环境史上的警世力作。有人认为它可与美国的环境报道名篇《寂静的春天》媲美,甚至称徐刚为中国的“卡森”。

1987年大兴安岭的森林大火吸引了全国百家媒体千名记者的视线,中国青年报记者采写的《红色的警告》、《黑色的悲哀》、《绿色的咏叹》是诸篇报道中的名篇。记者谈到全球环境恶化中人类的短视和社会对环境管理的漠视,表现出强烈的环境大意识。当时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的记者还包括中国青年报的马立诚和解放军报的钱刚,他们的报告文学《三峡三峡》(1989),轰动一时,钱刚独著的《唐山大地震》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此时期,中国青年报记者张可佳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也先后介入环境报道。1988年,汪永晨制作的节目《救救香山的红叶》和《还昆明湖一池清水》曾在听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不过,对这两位女性环境记者而言,这个阶段还是她们的准备期,更精彩的作为发生在下一个10年和21世纪。

在绿色新闻的启蒙阶段,一些文人学者也加入了呐喊的行列。黄宗英的笔触集中在保护自然的人物上。发表于1978年的《大雁情》,描写了植物园科学家秦官属为维护环境生态做出的努力和牺牲。《小木屋》(1983)讴歌女生态学家徐凤翔为在西藏高原上建立生态定位站奋斗不息的精神。学者张健雄《崩溃的黄土地》(1989)和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1989)也都是当时在环境问题上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品。它们虽然不在环境新闻的范畴内,但却给环境新闻学增加了理性支撑。

这个时期,社会刚刚开始关注环境问题,所发表的环境作品还比较浅显,日常新闻的内容多限于环境卫生和治理三废,一些重大题材主要集中在披露土地沙漠化、水污染、森林滥伐等方面。呐喊是其主要特征。从形式上观察,在第一个十年中,报告文学是环境报道的主打武器,尽管中央电视台的《动物世界》(1981年首播)一度吸引了人们的视线,但电子媒体在此时期介入不多,非政府环境组织尚未在中国出现。

理性主义的照耀(1990~2000)

从“我们只有一个中国”到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从环境保护到全方位的生态意识,绿色新闻和中国环境记者的视野日益扩展。逻辑是简单而强有力的:如果所谓的发展使人类失去了茫茫宇宙中仅有的家园,那么,这发展还有什么意义?一般认为,90年代是中国环境报道从感性转入理性主义的阶段。

90年代,上一时期矢志报道环境问题的记者和作家继续前行,黄宗英的《天空没有云》(1991)、《没有一片树叶》(1991);沙青的《绿色备忘录》(1992);徐刚的《世纪末的忧思》(1994)、《中国另一种危机》(1995)、《中国风沙线》(1995)、《中国纪事文丛———拯救大地》(1996)、《绿色宣言》(1997)、《倾听大地》(1997)、《地球传》(1999)等都是影响广泛的作品。徐刚是此时期的杰出代表,为了反映中国的环境问题,他自学了生态学、动植物学、地质学等,其作品以诗意、哲理思考、科学观照和历史感著称。徐刚还获得了中国环境最高奖第六届地球奖。

在此时期,报告文学继续担任环境报道主力军的角色,其中较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包括:

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呼吁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安全;杨兆兴的《沙坡头世界奇迹》———报告了宁夏沙坡头人与沙漠相互对峙搏斗的情形;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则暴露了淮河遭污染的惨状。此外,陈祖芬的《人和自然保护区》,郭传火的《汪洋中的安徽》,刘贵贤的《中国水污染》,邢军纪的《北中国的太阳》,张建星的《酸雨》,李显福的《土地的呻吟》,王治安的《啊!国土》,麦天枢的《挽汾河》、《问苍茫大地》、《西部在移民》,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赵瑜的《第二国策》,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沈吉庆的《国务院一号特急令:来自野生动物的呼唤》、李青松的《遥远的虎啸》、乔迈的《中国:水危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环境危机进行了真实具体的报告,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和震动。

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环境报》的“绿地”副刊举办了多次环境文学征文活动,并多次召开作家座谈会,讨论环境文学的创作和发展问题。到1992年初,随着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成立,专门刊载环境文学作品的《绿叶》杂志问世,编委包括冯牧、杨沫、袁鹰、徐迟等著名作家。名誉主编王蒙说,战争和爱情是文学的两个永恒主题,应该再加上环境这个主题。多年来关注环保事业的老作家黄宗英说:“

我创作的晚年,就卖给环保了!我专门采访环境问题,我也只写环境作品”。

环境意识的觉醒推动小说家在这一时期创作了大量探讨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关系的作品,李悦的《漠王》、谌容的《长河》、哲夫的《猎天》系列、郭雪波的《沙狐》系列都是较早出现的反映环境问题长篇小说。此外,有影响的作品还包括陈建功的《放生》、乌热尔图的《七岔犄角的公鹿》、王凤麟的《野狼出没的山谷》、梁晓声的《猎熊》、中杰英的《猎杀天鹅》、张抗抗的《沙暴》等。

尽管环境文学与环境新闻有着严格分野,但二者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首先,前者为后者的起源,无论东西方,在环境发展史的流变中,都有一个“自然写作文学”(Naturewriting)阶段,这个阶段是环境文学的先声,而环境新闻则是环境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无论中外,熔文学性和新闻性于一炉的报告文学都曾成为环境新闻学的重要载体。其次,环境文学为环境新闻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和丰富的人力资源,许多作家实际承担了新闻记者的角色,比如美国的惠特曼和中国的徐刚。就像《寂静的春天》和《罗马俱乐部》等作品一样,处在环境大传播视野之内的环境文学在宏观上大大丰富、促进、启发了环境新闻学,它们都是人类危机的报告者。但到了90年代,环境新闻与环境文学开始拉开了距离。环境新闻不仅在现实性和科学性两方面比环境文学有着更高的要求,它还通常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Solution)。比如近几年关于沙尘暴的报道既注重揭示危害,又通过现场考察、专家探讨等形式,分析沙尘暴的成因及对策。Solution是环境新闻需要达到的境界。

在第二个10年中,政府的积极参与和引导是环境新闻发展的重要特征。1993年,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与中央14个部委联合组织的大型环保宣传活动“中华环保世纪行”启动。中央各新闻媒体记者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集中起来,根据每年的不同主题,开赴各地,集中报道。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2年的10年中,全国共有5万(人次)记者参加中华环保世纪行宣传报道,发表各类报道15万篇(条),促使政府及有关部门解决了2万个环境问题,提升了环境报道的地位。该活动迄今已开展了14年,已为社会公众高度认同。此外,国家林业局组织的“聚焦森林”大型采访、国家环保总局组织的环保主题报道都是政府每年组织的重要活动。

这一阶段;环境新闻的理性光辉还表现在记者开始自觉运用媒体的力量,唤醒公众的环保意识,并试图影响政府的决策。在这方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汪永晨走在了前面。

1994年,汪永晨的广播特写《这也是一项希望工程》讲述了一所苏北农村小学的师生爱护环境、保护小鸟的故事。节目播出后,国内外有300多所学校和这所小学结为“手拉手”学校。同年,汪主持了“让我们再来手拉手,爱心献给大自然”活动,得到媒体和志愿者的赞助。1996年,汪的广播节目《有关放养笼中鸟的讨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和全国几十家报刊上展开了热烈讨论。1997年,汪永晨反映长江遭白色污染的报道《“白”了长江》,促使交通部和国家环保总局很快下发了“禁止在长江航行的船只上使用塑料饭盒的规定”。1999年,汪永晨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环保热线》和《动物天地》栏目,其中“我们应如何面对城市垃圾的困扰”、“面对荒漠化我们能做些什么”两个话题开展讨论后,有些建议引起了政府的重视。

1994年,中国首个非政府环境民间组织“自然之友”诞生,从而拉开了中国环境NGO成立的序幕。非同寻常的是,1996年汪永晨等创办了以新闻记者为核心成员的“绿家园志愿者”民间环保组织,该组织的宗旨是“教育自己,教育公众,利用媒体的力量,影响公共决策的制定,推动公民知情权意识的提高”。“绿家园”成了培养造就中国环境记者的温床。它频频举办绿色讲座,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环境的保护。2000年汪被国家环保总局评为“环境使者”。

本时期环境写作队伍得到了极大扩充,作品数量成倍上升,在一项对76种中央和地方的报刊调查中,1995年有关环境的报道是136篇,1996年有251篇,1997年增加到22066篇。在多样化的报道中,显示出一种哲理思辨、文化启蒙、历史反思和现实批判的交融。卢跃刚的《辛未水患》从90年代的华东大水灾出发,诠释自然灾害与人和社会的关系,被学界称为“一部政治经济史”。

在90年代后期,电视大步登入绿色新闻领域,始作俑者之一是民间环保人士廖小义。1996年,廖在中央电视台自费推出绿色专栏《环保时刻》,随后,各地的环保电视专栏蜂起,著名的有广西电视台《生存空间》、中国教育台《环境聚焦》、山东电视台《家园》、河北电视台《绿色家园》、湖北电视台《幸运地球村》、北京电视台《绿色经济》、江苏电视台《绿色报告》等。为了反映藏羚羊的悲剧,中央电视台陈响元、四川电视台彭晖、深圳电视台刘宇军等人自1998年起多次进入可可西里地区,拍摄了震撼人心的反盗猎纪录片。

在此时期,一些记者已试图从理论的高度概括环境新闻学的界定。但总的来说,对绿色新闻的更充分、更精确的理论诠释出现在下一个10年。

全球化时代(2000~)

进入新世纪后,保护生态,保卫家园,已经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口号。在政府的鼓励下,全国范围内的垦荒、观鸟、种树、保护濒危动物、绿色社区、绿色奥运、国际爱鸟日、地球日等活动此起彼伏。2004年中国共有2768家环保民间组织,从业人员总数为22.4万人,参与者有数百万之众。随着国际环保组织陆续进入中国,随着中国政府和民间环保人士与国际的双向交流,一个环保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来临。由于是共同的关注,环保NGO、媒体、政府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空前密切、良性循环的新型关系。

媒体和环保NGO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天然互动关系。前者需要后者提供的敏感信息,后者需要借前者的力量影响社会。“自然之友”的梁从诫曾成功地借助媒体的力量,保护珍稀动物滇金丝猴(1995),藏羚羊(1998),留下了许多启迪。“地球村”的领导人廖小义拍摄了一百多部环保专题片,并主持央视的《环保时刻》,影响甚大。在环境传播过程中,廖既是环保人士,又是制片人,这种一身二任的情况并非罕见。在以媒体和环保NGO的双重身份影响政府决策方面,汪永晨(中央广播电台记者兼“绿家园”负责人)和张可佳(中国青年报记者兼“绿岛”的主持人)创造了中国环境新闻史上的经典范例。

2003年6月,应国际环保组织“保护国际”的邀请,汪、张等记者采访贡嘎山自然保护区。突闻都江堰告急,当地政府决定在都江堰上游兴建杨柳湖大坝,曾邀请四川省各方人士到实地勘察并论证。尽管会上反对建坝呼声强烈,但是政府仍坚持上马。7月9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张可佳的文章《世界遗产都江堰将建新坝原貌遭破坏联合国关注》,杨柳湖工程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随后,国内外大概有180多家媒体先后报道了都江堰事件,形成了极大的舆论压力。2003年8月29日,四川省政府决定,杨柳湖工程下马。

以媒体和公众的力量成功影响一个大工程的决策,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2003年7月3日,“三江并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同年8月国家发改委通过了怒江修建两库十三级水电站的开发方案。反对派认为未经统筹规划的水电开发,将会对怒江流域的生态和社会带来巨大影响。汪、张开始联合各方面专家以及环保NGO,展开了怒江建坝的论争。他们组织新闻记者、环保志愿者和专家学者走进怒江考察。同年,“绿家园”召集62位科学、文化艺术、新闻、民间环保界的人士联合签名,反对修建怒江大坝。在他们的呼吁下,国际环境组织也对怒江给予关注。2003年11月,“第三届中美环境论坛”在北京举行,主题就是如何保护中国最后的生态江———怒江。不久,中央领导作出了“慎重研究、科学决策”的批示,怒江十三级水坝得以缓建。

汪永晨和张可佳被称为“保护怒江和都江堰的卫士”。她们利用媒体、联合环保NGO和国际组织的力量,使中国的环境新闻进入全球化的视野。

这个时期,一些作家和记者仍然矢志不移地报道绿色题材,例如徐刚、李青松、赵瑜等,环境文学的名篇包括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与此同时,影视、网络开始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央视《每周质量报告》和电影《可可西里》的荣获国际奖是两个突出的例证。此时,由于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环境网站大量涌现,并成为推进绿色新闻的重要基地。2007年4月,在Google的搜寻引擎上输入“中国环境新闻网站”会发现1460万条信息。星罗棋布的网站使环境新闻成为社会上发散最广泛、最频繁、最自由流动的信息。官方人民网的环保专区、中国环境新闻网等与绿色记者、绿岛、绿家园等民间环境记者网站遥相呼应,形成一种和谐发展的局面。

这一时期,国际环境组织、跨国公司的参与和中国政府的持续支持进一步鼓励绿色新闻发展。早在90年代后期,国际三大著名环保NGO“国际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组织”、“国际爱护动物基金”就已先后进入中国。德国杜邦公司的杜邦杯、拜耳(中国)有限公司的“拜耳青年环境记者奖”、福特汽车环保奖都有媒体与新闻记者的席位。

在21世纪,环境报道得到了中国社会的空前重视,仅政府设立的国家级环境新闻奖项就有3个。环境报道在全国任何一家媒体———无论是报纸、电视、广播还是互联网———都占有重要席位。环境新闻已经成为新闻家族的重要成员。据一项不完全统计,截至2001年的前8年间,全国有13000名环境记者做出了104万项环境报道,环境记者的地位空前提高。他们与政治、经济、教育、体育等领域的记者一样,成为专业领域新闻记者;作为一个独特的记者群,他们具有极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已有8年历史、每月一次的“北京环境记者沙龙”就是明证。2004年5月,北京市政府酝酿搬迁市动物园,“记者沙龙”在获得消息后,立即在各媒体有了反应,导致北京最终否决了搬迁计划。当年,北京郊区一块湿地被某开发商看中欲修高尔夫球场,又是在“记者沙龙”成员们的努力下宣告停建。环

境记者的凝聚力表现在某敏感环境事件一经披露,就会得到社会各媒体全方位的迅速反应。比如怒江建坝事件和2005年北京“圆明园防渗事件”。

什么是环境新闻学?在第三个10年中,更多的新闻理论研究者试图对这个新新闻领域进行学理上的概括。与此同时,环境记者自身也在不断开展更深层次的理论探求。2005年伊始,汪永晨与著名科学家何祚庥院士展开了有关“人是否要敬畏大自然”的辩论,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不管结论如何,这场论争已经成为环境新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

结 论

当环境隐患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瓶颈时,环境问题就被迫提上日程,环境新闻也就应运而生。在全球化背景下,环境问题不再囿于一国一地,而成为人类关注的共同问题。世界的共同焦虑,中国政府的重视与支持,鼓励了记者,从而使得环境新闻地位空前显赫。另一方面,记者与民间环保非政府组织联合,借助媒介的力量,将环保意识推入社会,影响了政府的决策。中国绿色新闻和环境记者群的崛起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政府关注、倡导的结果,它也必将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形成重大影响。-(作者系山东大学威海环境新闻与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教授)

( 本稿件来源于互联网,资料整理 精灵小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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